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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进入专题: 2017年走势 中国经济 。
这些年尽管出台了诸多推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但因为政策本身或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很多政策很难推行下去,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速度超越预期。尽管说得过头,但也反映了部分事实。
这就需要清醒认识到今天中国金融产业的状况,看看现在的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而如果不加以纠正,以后又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里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尽管从理论上说是要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但在实践层面,金融领域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出现有开放而无规制的现象,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尽管金融丑闻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人仍然乐此不疲,加入自愿被欺骗的队伍。但这些年来,政策形势发生了激进的变化。
这些年下来,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今天的各种资本运作活动,牺牲的都是老百姓的利益,而非从事资本运作那些人的利益。同时,金融业尽管风险巨大,却是今天中国可以谋取暴利的领域。另外,今年六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
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消费就非常疲软。我们国内有4万亿,但是其他国家同样是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来启动需求,来稳定经济。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是在30%,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谢谢各位。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严重。
要证明我的观点最好的是看东亚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的地方。
那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要投资需要钱,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相对有优势的。第三个是投资的技术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我们要外汇储备,我们到现在还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还是最多的。
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要看中国经济就必须像今天论坛的主题,全球变革下来看中国经济。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
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时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当然就影响到每个像中国、像其他金砖国家,还有东亚,这些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的出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长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就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我们2012年的时候是从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过去平均每年9.7%的增长,但是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
这些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这种状况下当然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那美国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跟压力。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那么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说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就代表我们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所以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我们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够。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那当然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
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下滑了7.7%。
本文是林毅夫教授昨天(18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凤凰大学问整理发布。第二个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那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问题,共同的周期性的问题。
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有人也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外国可能会陷入到一个长期的停滞呢?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首先来讲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
结合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演变的分析,我认为可以谨慎乐观地重复我在2016年一季度时已提出的粗线条预测判断: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中,有望在2017年完成较明显的探底。在新的一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坚持扩大开放,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也将是管理当局工作与政策调控的重点。
所以要狠抓制度供给这个纲举目张的关键要素,取得这一最大红利。2016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是2011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以来终于体现出有可能出现阶段性探底的一年。紧跟着我们应当力求实现经济的企稳,以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6.5%-7%,或6.5%左右,或7%左右)的增长平台,关键是要使这一平台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的升级版特征。自一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龙头指标GDP报出6.7%的增长率,第四季度很有可能还是6.7%左右,一个年度小平台的表现为多年来绝无仅有。
货币政策方面,应保持必要的稳健中性,适当处理相机抉择的工具组合,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注意防范风险。在宏观调控方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力求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持一定水平的赤字率和积极稳妥运用政府债务手段与相关政策工具,在适度扩大内需的同时着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民生兜底需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深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给出了相当系统化的指导意见,将引出三农领域的改革发展新局面。质量和效率、效益的提升,直观地看密切关联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而中国的突出问题是只有成功地实行了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实质性地推进了制度创新,才能充分激发、释放市场主体、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的潜力、活力,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
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与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等重大事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其意义重大,其影响深远,必将为问题导向下的改革攻坚,产生聚焦重点的推进,形成蓬勃强劲的活力释放与创新驱动,有望成为2017年的亮点。2017年的改革,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指导下,在财税、金融、简政、国企、养老等相关的制度创新重点改革领域积极推进,除继续着力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之外,还将需要在优化基础资源、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形成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运行机制等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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